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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同一条文化河流，谁应先跳下去？

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马黎长期关注良渚古城考古工作，至今已有12年。

“考古记者，既要听懂隐秘不可察觉的声音，了解考古不存在‘突然发现’，又要理解公众对‘突然发现’的期待。”

做了这么多年考古报道，她有一个心得：读者应该和考古工作者跳入同一条文化河流。那么谁先跳下去？她说：记者。

马黎向“我在现场”栏目来稿，讲述她与良渚古城的故事。

本栏目长期征稿，征稿信息附文末。

我在现场 | 请问：同一条文化河流，谁应先跳下去？

（一）

“马黎，你现在什么感受？说一句真心话吧。”2019年7月6日，浙江卫视纪录片导演史鲁航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现场，突然将镜头对准我。

“很焦虑，也很激动……”

2019年7月6日，马黎在申遗现场采访。

10分钟前，阿塞拜疆文化部长手中的小槌子，刚刚敲下，一锤定音，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现场热闹，我却看到了不一样的角落。

良渚古城重要发现者刘斌坐在我身边，静静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写日记。良渚申遗重要的幕后推动者李新芳女士哭成泪人，面对镜头，摆摆手，转过头。

落锤那一刻，身边的刘斌正在写日记。

良渚水利系统的王宁远跑到场外。“你哭了吗？”我追到他身边问。“哭？我怎么会哭？”他笑了，“我们考古人，就是这么淡定。”停顿一秒，“考古人七八十年的工作，得到社会上很高的评价，很高兴。最想说的是，何其幸也，与有荣焉。”

申遗成功后第二天，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问道，为何现场照片里刘斌旁边的那位女记者看起来表情沉重，好像不高兴？

其实那一刻，我在纠结到底是鼓掌，还是写稿？是拍照，还是笑？百感交集。

（二）

2012年4月1日，从事新闻工作的第3年，我进入钱江晚报做文化记者。

良渚遗址考古进展，是我的第一条新闻。4月13日，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评上了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几天后，我前往考古工地，第一次看到了在现场发掘的考古人。

良渚考古，是我跟踪时间最长、记录最完整、探索最深入的内容。我见证了考古工作者10多年来的艰辛不易，见证了他们的工作如何被世界一步步承认，见证了新媒体的发展对考古报道带来的变化。

学戏剧影视文学的我，与完全陌生的考古结缘，如今已12年。浦江上山、余姚井头山、杭州良渚、慈溪上林湖、绍兴宋六陵……万年浙江，我都在考古现场感悟体会。

2020年5月22日，马黎在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10米深的考古工地。

（三）

2013年冬天，王宁远告诉我，他的良渚考古队正在做关于石头的调查。听闻消息，我马上奔了过去。没有新闻性，没有新发现，只是考古队员日常工作和学术研究，也得不出任何结论——在很多人看来，没什么“价值”。

我们在良渚做古城城墙铺底垫石的搬运试验，模仿良渚人一担一担来回运输石头，计算良渚人一天的工作量，分析良渚人是从哪座山上采集的石头，选哪一种石头。

有人会问，为啥对石头的调查这么兴奋？

因为2006年，考古学家就是因为没有轻易放过一层普通的石块，最终“石”破惊天，“撬”起了中华第一城，发现了一个5000年前的早期国家。

考古人王宁远模拟良渚人如何找石头。

刘斌多次提到他老师张忠培的一句话：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当某一种材料能触动你，就要把它搞明白，要被它牵着走。“考古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追寻遗迹，怎么样去发现它的功能，最后引向科学。”

我接着问：什么是好材料？

刘斌说，挖到一个洪水层，没有人关注，因为没有宝，但实际上，它解决的正是时间段的问题。宋六陵的考古领队李晖达在现场说：“那次看到拐角，我差点笑出声，因为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龟头殿的拐角。”1986年，良渚反山王陵领队王明达发现14号墓的墓坑时，特意留下墓坑线，拍了一张照片。这根线，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稀奇，在考古学家眼里——太漂亮了。

这个土跟外面的土有什么区别？外面是墓坑线，里面是棺椁线。划出这两条线，是本事。

反山遗址14号墓发掘留下的墓坑线。

良渚城墙的铺底垫石。

让考古人心动的，是洪水层、石头、墓坑线、拐角——对考古活动要揭示的问题有价值的材料就是好材料。这跟普通人想象中的“挖宝”，完全不同。

这也是我的好材料。

（四）

朋友和同事经常问：这次又发现了什么宝贝？我总是说不出让人“满意”的答案。

考古报道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仅仅是追逐“最”“重大”和热搜吗？没有重大发现的时候，没有故事可讲的时候，怎么办？

读者往往需要故事，好看的故事；在意宝贝，多少钱，多少年，多少最，以及“外星人”式的传说。而考古人在意的是遗迹——遗迹大于遗物；考古是科学，考古是一门学科。但读者往往“看”不到这些。

2019年，我写过一个杭州德寿宫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一只秦桧家的马桶。第二天，这条报道就收获了很好的传播效果，收到很多读者的留言：脑补了一部电视剧。

简言之，就是类似德寿宫这样的历史大IP写作，很容易成为爆款，因为资料足够充足，话题足够引流，但记者应该警惕这种从书本到书本，从你言到他言的写作，回到现场。

考古记者，既要听懂隐秘不可察觉的声音，了解考古不存在“突然发现”，又要理解公众对“突然发现”的期待，理解公众八卦本性。

（五）

考古不是经常有“重大发现”的，“一醒惊天下”，但要“醒”很多年。考古工作的特点，是回到现场，看见隐秘的角落，让历史“醒过来”。

2017年2月，考古学家牟永抗去世。学生方向明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三只抽屉式的小木箱。我跑去办公室，打开一只只“中药包”：野外采集的器物标本、生锈的大头针、发黑的小橡皮、只剩半截的铅笔头……一位考古学家一生的轨迹。“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牟先生的话，就在耳边。

2017年2月24日，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去世，留下三只小木箱的故事。

一次，我翻开考古学家王明达先生的“小本本”、考古报告手稿，细节丰沛而驳杂。不是简单的档案，不是冰冷的水泥森林，而是大量细节引得读者如我，多次在线索里破案、想象：上得工地，下得厨房，雨跑雪跑游泳一个不肯落下的所长方向明，又是考古圈的画画高手。画良渚琮王身上8个“神徽”时，他在想，为什么这一面良渚人多刻了一根手指头？良渚玉器里发现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端饰，到底是不是良渚人身份的象征？

要让历史醒过来，需要漫长的时光、辛勤的付出、不断的思考。任何一个现场的背后，都有还可发掘的故事和意想不到的细节，它们会辅助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现场”。这个现场跨越时空，是历史和当下的重合，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是让读者获得更多层面的信息和情感。文化的“留白”，正是读者所感兴趣的，而我们需要补白。

（六）

2020年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一周年，我出版了《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用近十年的追踪现场，讲述了良渚考古人和石头、土的故事，获评了2020年度中国好书。

2020年出版《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

2021年出版《考古浙江——万年背后的故事》。

去年，新书《良渚词典》出版，我选了105个条目，再次拼起碎片。史前文化除了考古学家描绘的壮阔图景外，最多的就是碎片：我们看到破碎的陶器是碎片，完整的陶器、石器也是碎片，甚至精美的玉器也是碎片。虽然在物理上成为碎片，但是残存的信息，可以凭借人类的经验和科技的力量得以部分还原。而记者所做的，就是拼图，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