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升堂：江南好家风》：遗子黄金满筐，不如一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说的是“小家”，着眼的是“大家”。在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弘扬良好家风的大背景下，挑选典型家族，加以深入研究，给人们树立良好的榜样，无疑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自宋元明以来，素有“小邹鲁”之称的浙江浦江作为吴越文化的高地，文风鼎盛，曾经涌现出了“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等名家。他曾写过一篇《浦阳深溪王氏义门碑铭》，七世同居、两朝旌表的浦阳深溪王氏义门，以前店村旭升堂为翘楚。

旭升堂大厅

   “遗子黄金满筐，不如一经”，旭升堂在清朝两百多年时间里，连续出了八代秀才，可谓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祖先留下了多少高楼、田产和金银，而是留下了耕读传家、乐善好施的良好家风。

旭升堂于2011年被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列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学习好家风，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句漂亮口号，关键要落到实处，需要一个好的读本，一方面作为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之用，另一方面作为普通读者学习借鉴之用。《旭升堂：江南好家风》作者王向阳从2012年开始留意并搜集旭升堂的相关资料，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共搜集到252篇诗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编，旭升堂先贤人物传赞；第二编，旭升堂先贤往来诗文；第三编，旭升堂先贤著述。

《旭升堂：江南好家风》

王向阳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23年7月

   虽然诗文的水平、长短不一，但本书作为一个供文史爱好者学习借鉴和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用的诗文集，应收尽收，务求全面，以全面反映旭升堂家风的真实面貌。作者在对文字进行考订的同时，又作了注释，力求准确、全面、通俗，让读者们能够读懂理解其中的内容。

以礼教联结“家国”

——《旭升堂：江南好家风》序

陈春声

   7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其不朽的名篇《礼治秩序》中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的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费孝通先生把法律、道德与礼节视为制约人的规范的三种不同表现形式，特别强调礼治和礼教在维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性，指出礼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之一。近日，承蒙王东晓教授介绍，有机会拜读王向阳先生编注的《旭升堂：江南好家风》书稿，对费老高度重视的“礼治和礼教”问题有了新的感受与认识。此书通过江南一个乡村家族发展与礼教建设的历程，以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从相当具体而深入的视角，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运作机制的若干侧面，对我们更为细致地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乡村与国家的关系，颇具启发意义。

   根据《浦江县志》记载，东晓教授和向阳先生的家乡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是县内历史名镇，而深溪王氏更是本地望族之一，其先祖定居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王向阳先生历时十年，从族谱、诗文集、碑铭、方志等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中，辑录了与深溪旭升堂王氏家族相关的251篇文字，包括诗、赞、说、辨、序、传、记、行状、墓志铭、祭文、墓图、题跋等体裁，结合田野调查所得，认真辑佚、校勘，并做了相当细致的注释，探赜发覆，用功精勤，兼具学术积累价值与文化保护意涵。

   细读这251篇文献，给人深刻印象的，就是深溪旭升堂王氏“家教”与“家风”中氤氲着的浓郁的“礼教”氛围。在人物传记、宗族规约和读书笔记中，不断提及“礼仪”“礼法”“礼义”“礼节”等儒学典章的规矩，于“礼乐”“礼服”“礼器”“礼物”等多有论述，对重要仪式场合和日常生活中的“冠礼”“婚礼”“乡饮酒礼”“贺庆吊丧之礼、祭祀宾客之文”和“洒扫应对之节、事亲敬长之礼”等格外重视，还要求家族成员言谈举止要“知礼”“守礼”“合礼”“尽礼”和“礼让”，且对“诗礼”“典礼”“乡礼”与“家礼”等观念也有较多关注和解释。邻村郑祖淓在写给旭升堂第七世子孙王思韩的七律《柬寄王鹿鸣》，就是将“诗礼”与“家风”联结在一起的：“诗礼家风应未坠，莫将壮志付蹉跎”。具有族规性质的《深溪义门王氏家则》第三十六条对宗族延请塾师的条件，也有这样的说法：“延迎礼法之士，庶几有所观感，有所兴起，其于学问资益非小”；第二十五条对族务管理中“家长”的治事规矩，更是要求“在上者谨守礼法，以制其下”；其第一百七条还明确了族人“违于礼法”的罚则：“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其不可容，会众罚拜以愧之，但长一年者受三十拜”。“礼法”与“礼教”在乡村公共管理和风俗培育中的功能，可见一斑。

   正如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许多研究所表明的，仪式行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中国这个“国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当“仪式”被视为“礼仪”的时候，王朝意识形态的因素就深深地蕴含于其中了。正如作者在“前言”和“后记”中一再强调的，“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思想”。《旭升堂：江南好家风》一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家国一体”的乡村社会历史发展中，常常是以“礼教”将“家”与“国”联结起来的。

   在中国上千年的传统社会中，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吏最低只到达县级，在地域辽阔、自然和社会状况千差万别、信息传递手段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基本上依靠的是带有某种“乡村自治”性质的运作机制。乡村的各种公共事务，包括防疫、慈善、教育、水利、诉讼或调解、道路修筑、乡村规划、处理村际关系等等，都是依靠村落内部的乡绅阶层、家族和信仰组织，以及风俗习惯等来维持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传统乡村社会描述为田园牧歌式的世界，历朝历代也有许多对于乡村内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批评和抗议行动，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能维持长达数千年之久，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是建基在这样一种乡村文化传统之上的。有着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们都知道，传统乡村里长幼尊卑的关系、乡村公共事务的处理、村际关系的协调等等，都是根据礼治的习惯和传统来处理的。宋代以后，随着文字在乡村的普及，包括《朱子家礼》在内的带有儒家意识形态色彩的有关家族和乡村日常生活礼仪的读本也越来越常见，成为乡绅们规范自身与所在乡族行为的标准，也成为他们解释各种礼仪活动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依据。《深溪义门王氏家则》正是这样的范本：“著为《家则》一集，以贻厥子孙。其类凡九：首之以敬先，谓思所以报本也；次之以务本，谓行莫先于孝悌忠信也；又次之以惇礼，谓衣食、冠婚、丧祭必有其恒也；又次之以厚生，谓布帛、菽粟必欲其弗匮也；又次之以防范儆戒，谓以礼义维持勉其为善而禁其不善也；又次之以睦族恤众，谓推亲亲仁民之心将以为凭为翼也；又次之以规余，谓诸类不能尽者则列之于此也。其齐家修身之道可谓至矣！”细读本书“附录”的九类一百八十四条《家则》，儒家意识形态在其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从王朝的角度看来，通过文教事业，使儒学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得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通过科举考试的机制，让世代交替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使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使百世下闻风起懦，维千秋纲常于不坠”，是达致国家长治久安最稳固可靠的途径，即使这样的过程看起来似乎有点缓慢。但有意思的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千年发展，以文教的方式传播“礼法”和“礼仪”的责任，在传统乡村地区更多的是由家庭、宗族、社学、义学等基层社会组织来承担的。《旭升堂：江南好家风》就记载了许多旭升堂王氏族人兴办教育的事例，如第五世子孙王龄“于居室外营构别墅，名曰双桐书屋，延师以训其子，而自外来肄业者常数十人，得所成就甚多”；而利用祠堂作为教学场所更是常见的做法，第六世子孙王可仪的《启四百五辉山公传》，就记录了嘉庆元年（1796）邑庠生王祖瑺在王氏宗祠设馆课徒的情况：“嘉庆丙辰岁，设馆宗祠中，余弟从之游。而公泰岳张泰卿先生精音韵，严点画，于四书六声详审细密。公得其传，余亦受公讲论之益不少”；嘉庆十五年（1810），该族又有兴建“家塾”的举措：“嘉庆庚午岁，吾族创建家塾既落成，此父兄不殚竭蹶襄事以培养其子弟者也，此子弟所由邑勉奋兴以求仰副父兄之期望者也”；旭升堂族人中读书有成者，也有从事教育的，如第八世子孙恩贡生王兴谟“应东道之聘，马帐高悬，生徒远集，敦师道，整学规，分次序，严课程，参透诗书之奥义，裁成制艺之宏章，大以成大”；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女性也重视子孙的教育，如曾任儒学训导的同县人朱兴悌在为王龄之母所作《深溪吟为王梦九龄母氏黄太孺人赋》中，就这样描述这位二十六岁开始守寡育孤、六十岁时奉旨建坊旌表的老妇人的德行：“青箱课学，书味沉酣。”

   家族重视教育的直接动因，当然与功名有关。深溪旭升堂王氏注重督课子孙，其效果是明显的，从清康熙年间的王继祥开始，王守中、王祖源、王志枫、王舟、王可嘉、王思兼、王兴豪连续八代中秀才，在地域社会长期保持威望和影响力。而取得功名的宗族成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官府与百姓之间具有双重身份的“代理人”，在乡村社会拥有某种具有“合法性”的控制权。例如，旭升堂七世子孙、邑庠生王思兼“秉性忠直，为人慷慨。里闬哄斗，质之于公，公必力为排解，据理直斥，柔则不茹，刚亦不吐。与族叔祖芸岩公同总理祠事几近二十年，人以公直任之而不疑，公亦以忠勤自矢而不苟”；清末民初王兴谟“不忍宗祖之馁而召集祭会，思免乡邻之械斗排解纷争，其事之卓卓昭人耳目者，尤为指不胜屈”。然而，文教对传统乡村社会更为深刻的影响，仍然在于通过对蒙学教材和“四书五经”的记诵与宣讲，让以儒学为中心的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得以深广流播，从幼童开始就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旭升堂：江南好家风》记录的许多事例，描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清代族内多位女性因守节抚孤而奉旨建坊旌表，也是一个侧面的例证。

   行文至此，笔者还想就传统“礼教”与现代乡村振兴的关系，谈一点浅见。笔者在华南乡村从事田野调查三十余年，越来越体会到，许多历史上在乡村稳定、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文化传统和运作机制，还是值得当代人认真重视并善加利用的。在乡下调研的时间越长，就越发感到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传统，与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基础上的近代社会理想，是有可能和谐相处、相得益彰的。文化传统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在乡村振兴、保持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努力中，尊重乡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并善于利用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对现代乡村振兴来说，可以自然而然地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也只有植根于本土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才可能真正达致稳固国家长治久安根基的目标。珍惜和保护乡村文化传统，让子孙后代有更多机会体验“留得住乡愁”的境界，就是在维护民族的文化遗产。其实，存在着巨大地域差异的乡村社会所存留的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传统，正在为新时期民族文化的振兴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源泉。希望各位读者也能从这样的角度，去体验和理解本书的现代文化意义。

   是为序。

学术特色

   第一

   文字注释和史料考证相结合。既重视诗文中疑难字、词、典故的注释，又重视家族史料的钩沉，以便帮助读者读懂、读通原文。

   第二

   宗谱资料的大量运用。本书超过一半的诗文，来自各家的家谱。尤其是涉及的几百个人物的生平事迹，国史和方志里都没有记载，主要来自各家宗谱。

   第三

   对于姓名文化的考证。古代有身份的人，都有名与字，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作者在注释里作了考证，以加深读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

作者简介

   王向阳，男，1968年5月生，浙江省浦江县人。1986年到1990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到1993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市场导报》社总编助理，现任浙江省市场监管数字传媒中心咨询委员，主任记者。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理事。著有乡土散文集《六零后记忆》《最喜小儿无赖：一个六〇后的成长史》《乡愁中国》《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戏曲随笔集《戏剧的钟摆》《梨园趣闻录》，旧体诗集《泥絮集》，人物传记《天下无石》。

   代表作《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获得《光明日报》等几十家报刊刊发书评，新华网等上百家网站转发书评，入选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十大好书、2017年度广西好书，入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办公室主办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获得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