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庭院的流变

   1923年12月，胡适在东南大学作了一场讲演。甫一开场，他便悲呼：“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让胡适痛心疾首的，正是清末“书院之废”。

   传统书院始于唐末，兴盛于宋，明代曾复兴。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派掀起教育变革，倡导建立新学校、新制度，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由此画上了句号。

   作为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教育与文化机构，书院的价值永恒地印刻在了历史时空中。从一方庭院的流变当中，我们能够窥见怎样的文脉传承？

万松书院 图源：视觉中国

   一

   中国古代教育史，大致沿着两套系统运行，即官学与私学。传统书院许多虽为官办，但总体来看仍为私学一脉，属于私学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当官学名额有限或统治者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时，民间私人主持创办的书院就成为了重要补充。

   中华民族尚学，各地曾涌现出不少著名书院，如湖南石鼓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等等。数据统计，中国历代创建的书院共有7525所，至今仍存遗址400多所。

   宋代被称为“读书人的天堂”，讲学之盛古所未有。南宋“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曾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从吕祖谦及其文《白鹿洞书院记》中，我们至少看出两点信息。其一，北宋初年，五代时期连年战乱结束，官学废弛，书院日渐兴起；其二，许多书院由私人组织，聚书收徒，讲学传道，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但规模不小。

   浙江是书院大省，浙江人对书院不陌生。浙江各地如杭州万松书院、绍兴稽山书院、台州上蔡书院、金华丽泽书院，永康五峰书院，等等，都曾享誉一方。

   我们熟知的爱情故事“梁祝”，改编自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小说《同窗记》。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哪“同窗共读整三载”？就在西湖边的万松书院。这里曾堪称浙江最高学府，始建于唐代。万松书院其名，取自白居易的“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白居易对西湖的爱是众所周知的，他爱“绿杨阴里白沙堤”的春日，大概也爱凤凰山岭夜里的意境。

   “儒学之盛，称于东南”，越州，也即今天的绍兴，有此名头，与当时的稽山书院不无关系。1038年，范仲淹出任越州知州。任职不过一年多，他就烧了两把“大火”：一是挖清白泉以表从政之道，二是开办稽山书院，邀请名师讲学。稽山书院就曾留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许多名人的足迹。

稽山书院图 图源：稽山书院

   二

   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书之地。”实际上，书院远不只是“修书之地”。

   读书、藏书、教书、编书、刻书、祭祀......书院集聚着众多功能。用如今的概念来说，可谓涵盖了图书馆、学校、出版社、研究院等机构的功能。笔者认为，概括而言，书院的意义离不开三个方面：培养人才、营造学风、孕育思想。

   先说培养人才，也即教书传道，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千百年来，书院承担着培育英才的重任。古人有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唐宋以来，许多大儒、贤达人士都与书院密切相关。

   比如绍兴府山脚下的稽山书院，“四方受业者众多”。据万历《绍兴府志》记载，由于当时学生太多，书院采取选拔制，择优录取，并每月给学生提供膳食津贴。

   当时很多学生奔着王阳明而来。他的讲学风格，被形容为“流风所被，倾动朝野”，教学效果也十分显著。他的学生这样记录：“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

   再说营造学风。评判某个地方古时候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准，可以参考此地书院的数量；看一个朝代崇学尚读与否，也可以参考当时书院的数量多寡。

   以宋代的浙江为例。历史上，浙江书院数量曾一度居全国前列。比如，宋时，书院最多的是江西，有224所，浙江以154所排在第二。

   当时，中国经济中心由北方转移至南方，书院也随之南移。当时，吕祖谦创办了金华丽泽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理学大师朱熹将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还特别叮嘱孩子，“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

   最后说说孕育思想。纵观书院发展历程，一大批鸿儒大师在不同时间段积极参与，期间不同观点兼收并蓄，不同流派相互借鉴，使得思想学问得以创新传播。

   比如，当时浙江就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合称“浙东学派”。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培育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丽泽堂

   三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一脉传承至今没有中断和消亡的文明。究其原因，我们自带的崇文、尚学、重教的基因是牢固的支撑。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们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书香故事未曾断流。

   具有中华特色的书院文化，体现了修身、治世的儒家思想，将读书与育人相提并论的教育理念，推崇学术思想创新的办学环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传承中，刻画出无可替代的一笔。

   以浙江来看，古色古香的书院，见证了浙江历来重教育、重人才之风的传承和学术精神、人文精神的涵养。比如，万松书院，因被康熙写下过“浙水敷文”的匾额一度被改称为“敷文书院”。“浙水敷文”四字，刻画出浙江文风蔚然的景象。

   而今，书院的文化生命力该如何更好地接续传承？正如有学者说，传统书院应该结合时代特点服务当下，我们需要在恢复书院原貌的基础上，传承其文化特质和教育特质，打响文化品牌，赋能地方文旅发展。

   笔者以为，书院文化的复兴，当与国学教育结合，与现代教育结合，与学术创新结合，真正成为知识传播的场所。书院精神的传承，当从书院“活”起来开始。

   比如，坐落于湘江西岸岳麓山脚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将传统书院教育中的优秀文化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中，走过千年风雨，依然琅琅书声不绝，至今依然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感受湖湘文化。

   岁月悠悠，历经1000多年历程，在寒来暑往中，传统书院的功能如今早已被现代学校所取代，但传统书院那历经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并不因时代变迁而消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希望孕育了一位位先哲鸿儒、传承了一代代之江文脉的浙江书院，也能继续焕发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