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坪：记者的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

我和党媒的情缘(10)|记者的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

——访《浙江日报》原总编辑江坪

人物名片：江坪，1934年11月7日生，浙江镇海人。历任《浙江日报》记者、编辑、部主任、编委、副总编、总编辑。曾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杭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现任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委副主任。著有新闻论文集《心向读者，情系万家》、通讯集《记者看天下》等，均收于文集《记者的足迹》（上下册）八卷。

采访组：江总您好。您是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这次有机会采访您，非常荣幸。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

江坪：我的经历，和新闻直接相关。1948年，我还是宁波一个纺织厂的学徒工，生活在最底层。到了1949年宁波解放，我感到非常振奋，就马上和当时的南下大军取得了联系。因为我是在山东青岛读的小学，会北方话，所以南下干部就让我做他们的翻译，并培养我参加工会工作。

到了1952年，我被送到杭州的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当时，我已经是宁波人丰布厂的工会主席了。因为我在人丰布厂写过几篇新闻稿，又是青年工人里比较活跃的一份子，工会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就提出将我调到《浙江工人报》去工作。

从1952年起，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新闻工作岗位。1961年，《浙江工人报》停刊，我便到了《浙江日报》工作。我从记者、编辑开始做起，一直到部主任、编委、副总编、总编。我在政文组、评论部、农村组、工交组都工作过，这对我也是非常好的锻炼。可以说，是《浙江日报》培养了我。

我刚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我就学“笨鸟先飞”。别人写一篇稿子，我就多写几篇；别人采访一次，我就多采访几次，在实践中锻炼自己，领导也派老记者带我，让我有了更快的成长。

采访组：您在新闻领域工作了那么多年，创作过许多作品，哪些是您印象比较深的？

江坪：我比较满意的第一件作品，是我写的第一篇纪实文学《在甬江怒潮中》。那是1957年，5万多字的一本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一个多礼拜就写好了。这对我来说，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篇比较满意的报道，是写路甬祥的长篇通讯《中国讲师和德国博士帽》。我采访路甬祥的经历，对于现在的记者来说，也是很有用的。路甬祥研究的领域是机械液压，他在西德通过刻苦攻读，和导师一起研究，获得5项专利。作访问学者结束后，他婉拒了西德的高薪聘请，回到母校浙江大学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专门要我好好报道路甬祥。

省委书记布置任务，让我倍感压力。特别是路甬祥回国后，很多媒体都想采访他。为此，路甬祥提出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统一接受采访。可是仅通过记者招待会，怎么可能写出详细而又感人的故事呢？于是我决定先打“外围战”——采访他的家人和同事。有很多细节，正是路甬祥的家人告诉我的。比如他在和夫人的通信中，写了一首怀念祖国的诗，他夫人就读给我听了。路甬祥听他家人说，有一个《浙江日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过他们，也觉得很感动，最终答应接受我的专访。

在对路甬祥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就将此事向铁瑛同志进行了汇报，省委专门指示要改善路甬祥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因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仅仅是要向采访对象“要材料”，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关心采访对象。

还有一篇我印象很深的报道，是《推荐鲁冠球的一封信》。当时，社会各界很关注如何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篇报道正是聚焦这一热点话题。这篇报道在《浙江日报》刊登后，《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专门进行批示，要求就此展开讨论——企业如何以德为基，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人民日报》连续7天用7个整版进行讨论。这让我感到，我们记者的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

还有一篇报道，就是《企业家的歌》。这篇报告文学，我是作为报社机动组组长，带着陈冠柏、周荣新两位记者一起写的，因此不能算是我个人的作品。

《企业家的歌》有一个时代背景。当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面临着企业自主权太少、活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在各个企业内部，也出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的问题。生产关系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而《企业家的歌》为什么能唱好？正因为它唱出了解放生产力的歌，唱出了质量第一的歌，唱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采访步鑫生和海盐衬衫总厂的原因。

步鑫生当时有一句话非常生动：“工钱，工钱，有工才有钱”。干得好才有奖励，做不好就要罚。他对产品质量要求非常高，做坏一件衬衫，就要罚你两件的款，这样质量就提高了。另外，为了让企业打开销路，他自己背着衬衫，到上海去推销。工人积极性提高，产品质量提高，销路打开了，工人生活就改善了嘛！

海盐衬衫总厂过去连劳保金都发不出来。经过步鑫生的改革，不仅劳保金可以发出来，而且改善了好多工人的福利。比如中餐是免费的，那时候工厂里中餐免费几乎是没有的，他们实现了。厂庆的时候，老工人到厂里来，每人发一个铜暖壶。老工人很感动：“铜的，不是塑料的！”这就让人很感动。这种细节，是非常好的。

我专门找出了我当时的采访本，里面记录了一段很珍贵的话：晚上与厂长老步谈，总的印象很有个性，有强烈的事业心，认定的目标九头牛都拉不回。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为此，他可以付出一切，像个社会主义企业家！

这篇报道告诉我们，做记者，要研究时代背景：我们的国家现阶段在倡导什么？倡导的过程中，有哪些短板？我们要去找这个矛盾，把这个矛盾点找出来，就可以确立我们工作的主题。正如我们现在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那就要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并研究当前的主要矛盾，这才是我们记者的着眼点。我感到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在新闻生涯中接触过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名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江坪：我采访过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总理、陈云同志、陈毅副总理、彭真委员长等。

有一次，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我是外事记者。蓬皮杜结束访问，要从杭州回北京了。贵宾到杭州机场前，周总理已经先到了。到机场后，他先问我们记者都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是《浙江日报》的，总理还同我们握了手。然后，周总理到停机坪前问机场的服务员：“杭州的机场，现在跑道有几千米呀？”服务员说：“总理，对不起，我不知道。”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有三千米，两千米的跑道是国内机场标准，三千米的是二级国际机场标准。你们是机场服务人员，要懂得这些基本知识。”后来周总理又和机场负责同志讲，要让年轻同志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否则一问三不知，这样不好。还有一次，捷克总理西罗基访问杭州，周总理陪同。到六和塔的时候，他请记者们吃素火腿：“今天我请客，你们记者都辛苦了，一人一根素火腿。”周总理确实是非常亲切的。

1963年金秋时节，郭沫若陪尼泊尔议长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这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型水电站。看完大坝以后，我们一起坐船到千岛湖。郭沫若问我：“千岛湖有多大？”我一下子说不出来，就问陪同的当地负责同志。当地同志说：“大约有三千个西湖那么大。”他一边问一边思考，最后专门写了一首诗留作纪念：“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电量夺天日，洚威绝旱涝，更生凭自力，排灌利农郊”。第一张写了他觉得不行，第二张才写好。后来我们浙江三位记者和郭老，在大坝前合影留念。这段故事，让我非常难忘。

我还采访、接触过很多前辈，包括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他70岁的时候，送了我一本画册，上面还写了一段话：希望你用自己的笔，继续帮助我们的人民，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有漫画家华君武，我们两人还一起出了两本书。华君武是一位非常谦虚的老前辈，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可以说，这些前辈对我的教育都非常深刻。

采访组：前辈的奋斗，给后人留下财富。请介绍一下您在《浙江日报》工作期间，报社的发展历程，包括创办晚报的一些经历。

江坪：《浙江日报》创办72年，历代社长、总编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报纸、媒体不能脱离群众，要生活在人民当中，这样，我们的报纸、媒体才有希望。

我们的第一任社长陈冰同志，在联系群众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他经常带着记者、编辑去工厂、农村采访，还到处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回答老百姓的问题。老总编于冠西同志对我的影响也非常深。他说，我们要办一张群众喜爱的、亲切的、耐看的报纸。这就是说，要讲群众的心里话，多做对社会进步有帮助、对经济发展有推动、对人们思想认识有提高的报道。

关于《钱江晚报》的创办，那是在1987年。此前，社会上要求我们创办晚报的呼声就非常高。浙江是文化之邦，怎么可以没有一份晚报？老百姓给我们写了很多信，要求我们办晚报。当时编委会讨论决定，向省委打报告，一定要办一份晚报。我们初拟了很多报名，有地域性的如《西湖晚报》《钱江晚报》《之江晚报》等，有宏观性的如《东南晚报》《天天晚报》等，请省委决定。最终，时任省委书记王芳拍板：就叫《钱江晚报》！

定下名称后，我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晚报的办报宗旨是什么。我当时思考，晚报是办给老百姓看的，所以要“心向读者、情系万家”。就这样，把这八个字的办报宗旨提出来了。

晚报的试刊号发行当天，我非常激动。由于下午两点就要出报，当天我们上午派记者出去采访，中午通过电话发稿。我就在排字房里办公，排字房里挤了七八十个人，送报员也在印报机旁等着。下午1点45分，大样出清，就要印刷了。我在大样上签下了“江，印发”。当时，我的手都在发抖。后来，《钱江晚报》在杭州影响非常大，订阅量从8万份、10万份，1994年突破40万份，1996年突破60万份。

此外，我在《浙江日报》工作期间，还有几件印象比较深的事：

——我们的新闻大楼建起来了。当时，报社800多人挤在一个三层楼的地方办公，建设大楼迫在眉睫。最终，经编委会讨论、省委同意，新闻大楼（现在的C座）采用了现在这个方案。因为大楼的外形像一张稿纸和一支笔面对开阔的天空，我们说它是“蓝天书写大文章”，《浙江日报》的记者，就是要有这种气概。

——《浙江日报》和《四川日报》在全国最早发起组织报业集团。第一届全国报业集团研讨会就是在我们杭州开的，全国10家主要省级报纸的总编都来参加。可以说，《浙江日报》为全国的报业集团组建打下了基础。

采访组：对于《浙江日报》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江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好的精神状态，我总结为“四子精神”。

一、赤子情怀：要有坚强的党性。党报，就要为党和人民说话，这是不能变的。

二、竹子品格：要讲真话实话、讲真理。记者就是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能讲违心话，要正直。

三、钉子精神：要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们越贴近群众，就越能反映真实情况。

四、轮子作风：要时刻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当下已经进入融媒体时代，新闻滚动播发，新闻报道也是24小时轮转，记者在快节奏下，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持续为受众提供有营养、有价值的报道。

我希望年轻记者要建立自己的联系点，多去基层，多和群众打交道。此外，我们还要增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承担起浙江对外开放的生力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年轻记者要走出去，要开阔眼界，更要用新闻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王晓东

浙江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滕昶

浙江法制报胡晓峰陈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