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10日上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记者的样子——听听讲讲徐勇的故事”座谈会在杭州举行。徐勇生前的新华社同事来了，浙江新闻界的同行来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师生代表也来了……会场座无虚席，也格外安静，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只为用心感受——徐勇，一个记者的样子。浙江记协网收集整理了座谈会上发言代表们的讲话，制成专题，谨以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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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何黎发言
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代表原钱江晚报时事新闻部的老同事们，讲讲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徐勇。
我和徐勇相识十五年，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怀念。
我和徐勇最后的对话，停留在今年9月25日午后。那是他离开杭州的时分。一路上，他给我发了三首歌。最后一首歌名是：《不朽》。歌词大意是：我必须选择活下去，只因为我还能付出，星星之火也能变成燎原之势，我会为梦想挺身而出，那是我个人信仰的象征……我们不会说再见，我明白该怎样才会不朽……11月20日深夜，我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泪流满面——我们不说再见，难道冥冥之中，这是他与我提前作别吗？
那一夜，钱江晚报的老同事们都痛彻心扉，辗转难眠。天一亮，原钱江晚报副总编谢晔便给我发来了他连夜拟就的挽联：职场人来人往，难逢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永如初见；西湖花开花落，留有你月下灯前谈笑风声可待追忆。
我们建起了一个“想念勇哥”的群，回忆分享着有关勇哥的点点滴滴。11月24日，钱江晚报副总编徐健代表报社和老同事们，飞赴八宝山送别徐勇。他在现场拍了照片发到群里，让我们得以遥寄哀思。他还为徐勇点了一支烟，他说，那天北京的风好大。
我第一次见到徐勇，是在2004年初。那些年，可以说是钱江晚报与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中心合作的黄金时代，而徐勇，就是专特稿中心的带头大哥。刚才邓总已经介绍了当时晚报天下版的盛况，他交代由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些当时的版面——
这是我们的天下版，每天六至八块版是标配。我们最大的支撑就是徐勇团队出品的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很多文章还是他亲自动笔。
这是2004年12月起，我们推出的PEOPLE新闻人物周刊，十六块版单独成叠。创刊号封面文章《格林斯潘：美元时代的终结者》便是由徐勇亲笔写就，在徐勇的共同策划下，我们一口气做了六块版封面人物格林斯潘。徐勇为这份周刊专门组织了一支写作队伍，既有专特稿部同事，也有驻各国记者，当然他自己更是主力。
记得那时只要我们点题，和他约定交稿时间、字数，他必定如约交稿，哪怕有时是比较敏感的人物，他也从不推脱，而且拿捏非常到位，极具功力与胆识。他发来的稿子，无论从格局上、层次上、角度上、文本上，每每让我们自叹不如，一边认真学习揣摩，一边欣喜他又帮助钱江晚报提升了品质。
他的文字简约洗练精准，情绪克制却又张力十足。他坚持一切必须尊重事实原来的样子，就连恐袭新闻中拗口的“火箭推进榴弹”，我们想改成“火箭弹”或者“火箭筒”，他都不同意，说必须按原文来。
在无数次与他商量选题、约稿的电话中，我常常听他说的一个字是“累”。尤其逢年过节，他常常大夜连着白班一上就七天。尽管他说着累，但他从不肯停下来。他将自己绷得这么紧这么苦，到底图什么？说实话我当时一直不太理解。直到看到他写给《潇湘晨报》黄素云主任的那段话：“想着读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劳苦大众’，花几毛钱买报纸想看新闻，我只能认命。“如此朴素而又高尚的情怀与境界，令人震撼。
一直以来，徐勇都有非常强的用户意识。在他的致力倡导下，我们双方甚至还建立起了一项交流机制。徐勇团队的新人，会来钱江晚报待一段时间，跟班整个流程，了解用户需求；晚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则都要轮流去新华社实习一个月。这是2005年11月，我们的编辑屠悦结束实习时，得到的特别礼物——一只写满专特稿同事祝福的杯子，杯柄上那一行，正是徐勇写的“拟专发钱江晚报”。
在他身边实习过的编辑们，从此都管徐勇叫“老大”。而我，喜欢叫他大哥。这是位特别暖心的大哥，他给我刻了很多碟，还送了我们很多咖啡豆，每回我去北京，他不管多忙，都要把弟兄们叫起来陪我，让我感觉受宠若惊。
然而几年之后，因报纸减版，我们不再向徐勇约稿。他似乎什么也没问。可是前些天我在凌朔的回忆里读到了那时的他，有着深深的失落，最终决定离开。霎那间，我感觉无比心酸和愧疚。但我知道，徐勇肯定不会怪我们。
这之后，我们的联系渐渐就变得少了。2014年一个夏夜，他从旧金山回杭州探亲，和钱报老友们相约在百井坊巷宵夜。他和我说起了一些现实烦恼，有些低落。而当聊起时下国际热点，他又变得神采飞扬，还与我们商量怎么做策划。晚报原副总编杨忆华，用手机记录下了那晚微醺的可爱的徐勇。那一次，又是徐勇悄悄地提前把单买了。
说起探亲，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徐勇与杭州的亲情有多深。他虽出生在上海，但他祖籍是杭州萧山，他的太太马丹更是地道的杭州人，毕业于杭二中。马丹的父亲，一直是钱江晚报的忠实读者。徐勇还和大舅子马骏约好了，退休后一起来浙江养老。
我们最后的见面，就是今年9月24日了。那天下午，他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拯宇、同事徐超，在分社两位同事的陪同下，来浙报集团调研。我们一起吃了工作晚餐，然后受原今日早报两位同事约请，一起去喝茶。他和我们讲了《追随船长郭川》背后的故事，还我们聊了很多往事，说到当年为钱江晚报一次次连夜赶制特稿的情景，他的双眼骤然放光，说，那是很幸福的时光。他带着期待问我，钱报国际新闻如果还需要智库专家，他可以帮忙组织。这一切，无不让我感受到他身上的新闻激情依旧。
11月21日早上，徐勇离去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新年礼物——故宫日历。巨大的悲伤再次袭来，不肯相信他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而我也蓦然意识到：此生能与他相遇，成为他的朋友，这是多么大的幸运。
也许，徐勇是在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他永远不会离开，他永远会激励着我们，在未来的每时每刻。
就像他给我的那首歌《不朽》中唱的，我们，永不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