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齐:在武汉的那段难忘日子

去武汉,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必须要做的一件事。给我爸打了个电话,让他不要担心,也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作为参与过2003年“非典”报道的老记者,那一瞬间他怔住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去武汉能拍到什么,要做什么。”

“有什么事情,你不在现场是不知道的,你就去拍什么。去了之后,保护好自己。”

在这个历史时刻,记者没办法置身事外。

落地武汉天河机场的时候,飞机上大家都不说话了,有几个队员手腕一直反扣在头后系口罩,系好之后过一会儿又松开,再系得更紧一些。金庸的小说里写道“空城寂寞,肃杀萧瑟”大抵就是当下的武汉。

“我们真的到疫区里了”。

镜头里也有一种悲壮感。

3月15日,一夜豪雨后武汉迎来大雪,天气冷得能呼出白气。到协和肿瘤医院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群护士推着物资车冲过来,我们也拿着镜头赶紧追了上去。

浙江第四批医疗队入驻武汉协和肿瘤医院后接到任务,在凌晨12点前必须完成重症病患的接纳,但是由肿瘤医院临时改建的传染病病区,并未完全达到接治标准,协调会上领队们神情凝重。我们刚想询问一些具体操作,协和肿瘤的书记放下电话对我们说,麻烦记者朋友出去一下,我们面面相觑,拿着设备退了出去。

时间紧任务重,后方多档节目直播编排,还有新媒体宣传策划,我们开始在医院里穿梭采访。最多的时候,一天拍摄了4条片子。后来,随队的医生对我说,“你那天戴口罩的方法错了,就跟没戴一样,而且你的那些设备每天都得消毒,你小子胆子也是蛮大的,就那样去医院跑了一天。”

很多医院的清洁区都是由原本的病房改建的,即将上岗的医护队员们排队在这里穿防护服,从更衣室里走出来从头到脚被包裹着,把防护目镜套在头上的时候,在镜头里有一种仪式感。走廊上,负责院感的护士长在逐一检查,一边被大家埋怨“唠叨”,一边把透风的地方都贴上胶带。采访时,她告诉我们:“我的责任就是让这群孩子安全地回来”。在护士们走进病房的时候,她转过头去,不敢朝着那个方向看。镜头下体会不到那句“安全”背后弹药库般的内心压力,是把每一个医护人员当作自己孩子般保护的决心。

一旁帮忙的肝胆科护士长打趣地说,现在甚至神经已经放松一些了,之前没有任何防护接触过病人后连拍了好几次CT,身体都没有问题。

“如果能证明我有抗体了,我就去捐血浆。”

接受完采访后,几个年轻的护士拉着我给他们多拍拍,如果不是这次疫情,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穿上这身服装。

“穿上这个没办法体现身材了,感觉之前的健身卡都白办了。”

“不丑不丑,特别帅。”

进入病区的电梯口前,我们叫住所有人,让他们回头齐声对着镜头呐喊“加油”。呼声参差不齐,但是却铿锵有力,我跟采访的同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表现他们的决心,这段素材我得把声音放大一些,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力量。一旁的护士长等电梯门关上后告诉我:“勇气这种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你看现在的他们就知道了”。

协和肿瘤医院和一号清洁楼相隔不到50米的隔离病区前,插着管子的病患在雪中被缓缓抬下救护车。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但是在远处看上去像是在升格镜头一样。隔着玻璃有风吹进麦克风,远处他们隔离服里没有穿厚衣服,但他们只能一直站在雪中等待一批又一批患者,有患者被推下救护车他们的第一反应仍是为他们盖上厚棉被。我和同事说,“如果有条件,我们能走近一些看看他们,该多好”。

善良和勇敢的眼神,是人性闪光的开始。因为那刻他们眼里有光。

来武汉前,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只是被暂时困在了房间里,但是有的人却被困在了2020年。”这句话像是一根针落在心上,太沉重。

每次我穿着防护服进入ICU的时候,护目镜都紧张地忘了涂洗洁精,导致最后热的全是雾气,一身的汗也没办法擦,只能在口罩里大口喘气,口罩一吸一合地贴在鼻子上,潮乎乎地。于是,几次拍摄都是从护目镜的侧面隐约地对焦,拍的好坏全凭运气。

每天早上起床测量完体温后才敢感叹,又一个平常的昼夜在晕染开来的夕阳中走远。每天采访结束后,我都在宾馆房间门口会停下来不敢进门,费劲地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消毒。所有的设备都像拉了保险栓的手榴弹,不敢带进宾馆。

我们和第一批浙江援鄂队员住在一个宾馆里。一进大门,专门为医护人员开辟出新的通道,在外穿着的衣物要在污染区脱下,然后穿着秋衣秋裤、踮着脚尖去半清洁区换成酒店里穿着的棉衣,最后在进房间前把衣服挂在门口才敢踏进屋子。刚到医院的时候,逼着自己穿着防护服,连拉链也不敢褪下,整个一天下来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

采访李兰娟院士的那天,她坚持进入ICU观察病患。

“之前我也一直坚持要进去,因为只有近距离地看望过他们才能知道病情最具体的情况,我要把浙江经验带到一线来。”她顿了顿,“也可以给他们治疗的信心。”

穿过武汉人民医院的地下长廊,白炽灯惨白地打在白大褂上,晕头转向来到重症监护室。李院士挥手告别后又折身回来,站在更衣室前举臂振呼“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戴着口罩也能看得到的坚定。那时才能明白,只有他们才能成为病患生命的转折,这世上有小丑也有英雄,有尘土飞扬也有光芒万丈,这才是世界原本的模样。

浙二院感专家陆群负责设计很多医院的院感区域,除了每天反馈院感报告以外,坚持自己定期进入病房查房,保证病患防护操作得当。拍摄她和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女儿总是一边埋怨一边唠叨。

“怎么你每次都要去一线?你一定要做好防护。”

“妈妈自己就是负责院感工作的,还能让自己被感染了?”

接管武汉四院院感科的郑振洨医生,介绍自己为医护人员详列的消毒规章时,像个艺术家和别人炫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配比消毒液的陈身贤医生调配消毒液的时候跟我说每天都要这样来回上下四五趟。因为背起的喷雾器太沉,起身时腰部经常顶在椅角上,椅脚会被撞出巨大的声响。

我一边拍摄一边赞叹:“你们都是英雄。”他说了一句:“我们就是医生。”

其实,谁不是生而平凡,却又各自有光。

90后是这次抗击疫情下的重要力量,省卫健委的领队向我们极力推荐武汉肺科医院的三十名护士里的九零后小分队。雨夜的武汉仍旧寂静,下了夜班的九零后年轻护士携手走在安静潮湿的高架桥下,踩在水里脚步声像朋克乐队接电的节拍器。我们问他们,“疫情之后最想做什么?”

“想吃东西、想喝咖啡、想见朋友、想谈恋爱、想买个房子。”

90后的乐观可能是天生的,但是见证过生死而仍旧保持的乐观,便是面对世界无限的温柔和怅惘。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作为记者我们能让大家看到重症病房门前的豪情壮志,收到万众鼓舞,但是对重症门后的死亡我们却只能讳莫如深。病房里那些喘息的灵魂,我们看不到他们在哪个角落里消失,又在哪个火焰里升起。

在巨大压力下,心态很难不产生变化,一秒落泪和一秒欢呼都是家常便饭。导致后来我见到医生就问:“是不是疫情快过去了?”当下的表情一定像极了考前追问老师“如果考不好会怎样”那般幼稚。医生们往往不置可否,但是那天加了一句:别担心太多,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天正好去中南医院门前的樱花开了,在疫情专用通道前有医护人员比心拍照。办公楼下,拎着方便面和蔬菜的男人刚和保安熟练地点起一支烟,掖着大衣遮盖起护士服的爱人从远处跑近。男人掐灭烟头然后交代了几句,走开时他的手抬起,分不清他是在扶正口罩还是在抹眼睛。

暮色四合的时候,浙医二院的视频会议刚刚落下帷幕,偌大的仓库里只剩下麦克风的声音。今晚讨论病例的主治医生突然在采访前跑开了,在床边独自摘下眼镜背过身擦泪,我们没有打断他,因为那一刻似乎除了抹掉眼泪,思念也无处可抒。

“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节奏的确很焦虑,刚刚又看到视频那端熟悉的人,所以一时间没忍住,麻烦你们不要播出去,我怕家里人担心。”

当所有人都以为故事的发展会比较压抑时,疫情心血来潮地以一种跌宕的语调让好消息接踵而至。2月22日,第四批医疗队入驻协和肿瘤仅仅第八天,四位重症病患悉数出院。年纪最大的老太太穿着花棉袄笑得合不拢嘴;一旁的大伯抖擞着皮夹克说:“以后一定要去杭州看看这群医生,我要让孩子也学医。”3月10日,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关闭;3月13日,武汉新增病例只有五例;3月25日,武汉公交重新开放,离鄂通道正式全面开启。所以要好好活着,因为所有的鲜花和面包都在生命这边,不在死亡那里。

那些对抗灾难和死亡的勇气是腼腆害羞的身躯里爆发出热忱的共鸣,也是见识过生死离别的隽永后仍旧用最平凡的身躯为生命赞礼。

回程前,我在楼下收拾行李,突然楼上传来欢呼声,周围的居民自发地举着国旗在阳台上呐喊:“感谢浙江,谢谢你们!”

我跟他们打招呼,激动的眼泪顺势流回眼眶,没被发现。

启程回浙江的清晨,激动得睡不着,站在二十四楼的阳台看着楼下开始逐渐通勤的交通。大家都聚集在楼下拥抱拍照告别,有治愈的病患专门赶来送别。大巴车启动之后路边的群众夹道欢呼,挥手致意;一旁的车辆鸣笛欢送,有司机停下车来拍照。摩托车队缓慢地带领大巴驶离城市,车上原本喧闹,过了一会儿都不说话了,大概有时候不舍不需要用眼泪。 飞机起飞的时候想起来时肃杀的气氛,我在直播连线里说:“这次没空好好欣赏一下武汉的景色了,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换一种心境。”

下飞机的时候,外面横幅漫天,摄像机聚集在一起。我激动地不知道先迈哪只脚,许久未见的同事采访我们:“你们此时最想做什么?”

“我最想拥抱一下你们。”

我们回来了。

回到宾馆坐下的时候,觉得整个人的精神都放松下来了。微信上有消息发来,是准备考研时一起上课的同学。

“原来你是电视台的记者,我刚刚从电视上看到你。”

“你们也是英雄。”

其实,那一刻,不希望再有英雄要来拯救世界了。

大家都可以回家好好吃饭,帮妈妈洗洗碗。

 

时间:2020-04-29 来源:浙江省记协
作者:浙江电视台 周家齐 编辑:刘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