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徐勇,谢谢你的光与热

徐勇对浙江有着深深的感情。这里不仅是他妻子的家乡,更有许多徐勇的老朋友。

在他走后的一周内,我接到各种电话几百个,微信问题几百条。乃至于,自认为熟悉徐勇的我,也开始思考,究竟是为什么,我身边的这个人走后,让上千人自发去八宝山,排队在寒风中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让几十篇悼念他的文章,瞬间在网络上产生10万+的影响力;让许许多多不认识他的人,愿意去重新读他的文章,读他的故事。

我想用徐勇对我说得最多的八个字,作为对他一生的评述,那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今年4月的一天,徐勇在上海,给浙江慈溪的一位母亲发去微信。微信里写道:“妈妈,我是徐勇。我在上海,突然有种冲动,想来慈溪看看宝宝。”几个小时后,他已经坐在从上海到慈溪的长途客车。那天下午,他与那位“妈妈”一起去幼儿园接宝宝,他给宝宝买了衣服,逗宝宝玩,然后又返回上海,临走时还留了6000元给宝宝。这段故事,是这位慈溪的“妈妈”在得知徐勇去世后含泪写下的,否则不会有人知道。这位“妈妈”其实是宝宝的外婆,宝宝的妈妈原来也新华社记者,前几年刚刚产下宝宝,就因为抑郁症去世了。此后,徐勇一有机会就去慈溪,看望那位英年早逝的记者留下的孩子与老母亲。

其实,徐勇帮过的人很多。这些年,他没少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同事,而他的帮助,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赞助,更多是内心真诚的关怀。

2013年7月6日,韩国韩亚航空一架波音777飞机从仁川机场起飞,在飞抵美国旧金山机场时发生空难,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307人,包括141名中国公民。其中,3名浙江籍学生在空难中遇难。

徐勇,当时常驻旧金山,是距离新闻现场最近的中国记者。在完成初步的消息报道后,徐勇给我打电话说,下一步我的采访焦点要转移,你们不要跟随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做稿子。后来几天,他围绕中国受伤乘客特别是受伤学生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涉及伤员救治、人员安置、后续处置,特别是争取权益。他本人则连续多日与学生们在一起,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抚慰与疏导。

他在一篇稿件中写到,中国乘客的活动受限,空难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山西学生两个团组、浙江学生一个团组活动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他发现一些乘客受伤期间并未得到航空运营商方面的照顾甚至探望。他发现,韩亚航空并未按照宣称的那样设立电话 “中文热线”。他发现,一名眼镜损坏的乘客甚至被要求在摄像镜头前用英文说 “韩亚航空为我配眼镜……”这些犀利的中国视角的报道,西方媒体丝毫没有涉及。他的报道有力推动了空难后续处置,却也让徐勇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但他说:“我们不去做,谁做?”

2016年10月28日,徐勇发表了一篇971字的短文,名为《追随船长郭川》,纪念几天前横渡太平洋失联的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郭川。

文章发表前10天,徐勇在旧金山送郭川远行,向青岛进发。作为记者,他记录下郭川出发时的几乎所有细节,文章通篇短句,没有修饰与形容词,悲怆而雄壮,却没有一个“我”字。而作为一个男儿,徐勇在文字内埋设情感,记者的悲痛之心溢于言表。徐勇在写给我的一段微信中说:文章中提到,“21时30分,郭川借助卫星电话,拨通项目总监的手机,首次通报航行状况,包括初次进餐内容:方便面、鸡蛋。”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鸡蛋,是徐勇在旧金山的宿舍中为郭川做好的几十个茶叶蛋。

徐勇就是这样一名记者,用爱,浸入式地去采访,采访事件的核心,采访人物的内心。在他的新闻世界里,他从来不是旁观者。

徐勇这个人,永远把做人放在做事之前。这凝聚了他的新闻梦想和理想。

为提高年轻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视野,他自费买来经济学、政治学等各领域书籍,刻录各国国情介绍等光盘赠予年轻人。

还记得2001年我写第一篇国际特稿时,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第二天早上7时交稿给徐勇,他冷冷地当众给了我一句话:拿回去重写。我们很多人就是在他这种常年的魔鬼式训练中培养和锻造出来的,并且一直在培养和锻造。

11月20日他走后,当晚的专特稿值班室,哭声一片,大家知道,没有人再来为他们改稿了,没有人再来跟他们打磨一字一句了,没有人再来跟他们辩论为什么要避免用被动句,为什么要避免用长句,为什么要少用形容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徐勇严格地改稿,不留情面地批评,看似是高调地做业务,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教大家学会做人,学会做新闻,然后学会做新闻人。

徐勇,在新华社工作34年,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功成不必在我的高洁志向,从未改变、从未动摇、也从未离去。他是记者的优秀代表,是新时代新闻工作者坚守舆论阵地、认真履职尽责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学习的做人榜样。对我辈而言,徐勇留下的财富太多太多。正如他写张纯如,不曾离去,不舍离去,从未离去。

(据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现场发言整理,有删节)

 

时间:2019-12-11 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凌朔 编辑:刘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