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澜：我想写写大时代和小我

“祝贺你出书！我在微信看到，以为10月6日在晓风书屋的活动是你们红旗出的新书首发呢，没想到是你自己在写小说啊。”大院里熟悉的老同事这几天碰到我，纷纷向我道喜。我知道他们其实还有一层疑问：现在书难卖，特别是小说，为什么你还要去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这是为自己圆梦。

大院里比我有才华的同仁很多，比我有毅力的能人更多。我做了5年出版，给别人出了很多书，女儿问我多次：你为什么自己不写一本啊？是不会吧？我借口说忙，心想，当裁判难，当运动员更难，因为笨拙毕现。女儿上大学后，我的业余时间多了起来，也想在女儿这里给自己争口气，就蠢蠢欲动提笔了。

关于写小说的想法，我前些年曾和我的前同事、著名作家鲁强聊过，他说：想到就去做，为什么要等退休后呢？那时候心境和精力都不一样了。所以，我前年开始构思，去年8月开始动笔，今年8月出版，我鼓足了勇气，把这部“时间与爱”三部曲的第二部《我们复婚吧》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到此时，距离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我们结婚吧》，已整整过去了18年。

先生并不鼓励我写书：“看你的眼睛已有早期白内障了，颈椎也不好，现在还要为销量发愁，不要再写了。”

但是，我的种种努力，只是想让你看见啊。

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刘乐乐、杨建兵、顾涛、吕洁、徐宝根……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走来，通过10多年职场拼搏、出国奋斗，凸显了置于亲情中的人伦关系与情爱，故事里有时间推进的光影，有年代转换的喧哗场景，也有故事中人物随风变幻的心绪。不同的性格、婚姻、人生轨迹，故事勾勒出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20年变迁的命运，从家庭视角出发，记录时间的回声、人性的煎熬。而这其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给我们的压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既是19世纪美国女性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是20世纪法国人杜拉斯的《情人》，也是20世纪美国人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是21世纪的当下上海女性唐颖写纽约的《上东城晚宴》。他们都是写大时代与小我最准确的作家之一，既有一种展开人生重大命题的勇气，也有细致入微审视人性的能力。因为这是大时代下的人的不同命运，小至一首1999年的流行歌曲，大到2015年股灾崩盘时的股指和期货价格，我都力争还原到与现实一模一样，并请律师朋友和相关专业领域的朋友把关审稿，我希望我的虚构作品写成如同真实发生的故事一样，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媒体人的视角，并以自己的较真向经典作家们致敬。

本书的结尾是一个开放式的，因为我申明了，我还要写第三部《我们一起老吧》——这与我个人18年以来的成长成熟相关，我似乎从一名女权主义者，蜕变成一名家庭至上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