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在"青记"呵护下成长
于友：在"青记"呵护下成长
（本文写于2007年）
我是"记协"的一个老会员，今年92岁，干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吃了不少苦，但我对早年在青年记者学会的关怀下成长，一直感到幸运；"青记"当年的几位领导人对我的教导，令我终生难忘。
1935年初秋，我19岁，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只能赶紧就业，考进了上海由老报人成舍吾等创办的《立报》，当练习生。我在这里认识了当时当编辑的中共地下党员徐迈进同志。1938年10月，抗战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迈进同志认为我适合干战时的记者工作，把我介绍给当时在湖南长沙的范长江同志。长江同志主持着青年记者学会总会的工作，还正在建立一个通讯社--国际新闻社。长江接纳了我，从此我就成为"青记"的会员和"国新社"的一个年轻社员。
"青记"重视对会员的教育
在长沙才工作不多日子，我只记得"青记"在青年会开过一次座谈会。因为战局情势紧张，"青记"和国新社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撤退到了广西当时的省会桂林。"青记"和国新社在桂林市区的环湖路上设立了相邻的办公场所，两个单位的人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交往非常密切，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长江当时作为"青记"的领导，兼任着它学习部的头，负责策划对会员的思想教育，用进步的理论帮助会员。1939年1月，他曾经写作《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文，作为"青记"工作方针的决议，号召全国新闻从业员："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加强新闻宣传工作，使正确的争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理论和行动方法，迅速地普遍地深刻地印入广大民众心目中。"
我当时在国新社当记者，在长江直接领导之下，就近参与"青记"的许多活动，能比较充分感受到"青记"的号召。我此前没有经受过任何记者使命的教导，是"青记"让我明确了自己负有严肃的任务--"会员要无条件为读者提供正确和有意义的报道。"
在桂林期间，我除了有机会参加"青记"主持的学习活动，还经常阅读"青记"主办的刊物《新闻记者》和它在桂林各报主编的论述新闻工作的专刊，从而增长了不少有关新闻工作的认识。我自己曾经为学习新闻写作，读过当年有名的美国记者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我写作的这本书的读书笔记，被《新闻记者》刊登，这件幸事对我此后的业务学习也是个巨大的鼓励。我逐渐体会到，青记，就是帮我深造的一个传媒学校。
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1939年一年间，我在新闻采编工作中受到了难得的锻炼，国新社不断让我担负较多的任务。1940年初，我被调任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不久，长江也到了重庆，主持已迁到重庆的"青记"总会的工作。他和"青记"另一位领导徐迈进同志(当时他是《新华日报》的编辑主任)，指导我同重庆其他新闻单位的"青记"会员交往和合作。举例说，《新华日报》的李普、吴全衡，《星岛日报》的黄薇，全民社的张维冷、方树民，《新民晚报》的浦熙修，《大公报》的彭子冈等等。我们有时在一起采访，一起研究问题。我们常常一起报道当地的进步组织和民主人士的活动。记得有一次长江同志安排我们一批会员到北碚去采访一个新进的企业，企业主就是当年的一个民主人士。
由于我们都在"青记"的工作方针指导之下，我们分别在本单位发布的报道，共同发挥了一致的新闻宣传作用。应该说，这是"青记"在会员中起到的组织作用。
1940年"青记"的会刊《新闻记者》还在出版，"青记"在重庆当地由民主人士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上开办一个名为《新闻岗位》的专刊，长江同志让我主编这个专刊。记得曾任国新社首任社长的刘尊棋同志，曾在《新闻岗位》上发表过题为《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的文章，他力主记者必须坚持正义，明辨是非，鼓吹光明，揭露黑暗。"青记"会员们就利用这些园地发表过许多争取新闻自由的言论，这些言论也正是当年反对国民党专制暴政的一种有力的呼声。
重庆当年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青记"在这里带领全国大批会员，一起呼吁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要求实现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青记"无疑是当年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当年民主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谴责，曾使它迅速丧失民心。
在香港还受到"青记"照顾
1941年初，国民党政府对民主力量发动疯狂镇压，在打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同时，封闭了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进步文化机构，其中就包括"青记"和国新社。长江同志被迫出走香港。
同年春，我也艰难地转移到了香港，由6年前我在上海投考《立报》时的主考，也是《立报》的主笔恽逸群同志，安排我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的驻港记者。这报纸由记者前辈胡愈之主持。恽逸群和胡愈之都是"青记"的发起人，恽逸群1941年还是"青记"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他们都热心帮助年轻记者，我又开始受到了"青记"多方的照顾。
在香港工作将近一年，我不仅向新加坡报道香港的民主活动，还利用从内地得到的信息，报道国内抗战和民主斗争的情势。我报道过国民党当时在贵州省息烽囚禁爱国将领张学良和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情况，受到海外各方的重视。香港比内地自由，我记得，那个时期是我写作通讯最勤奋也最痛快的时期。
可是，很遗憾，1941年12月发生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我艰难地返回内地时，"青记"不在了，……。
深刻的印象和深情的思念
此后多年，我一直从事争取祖国独立自由的新闻工作。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我曾参与《光明日报》的创建工作，报社是"青记"后身"中国记协"的重要会员，我不少参加记协在北京的活动。此后一直是"青记"后身"中国记协"的会员。1956年曾作为中国记者代表团的成员，参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国际新闻工作者的会议；一度参与全国记协学习组(《人民日报》的沙英同志任组长)的工作。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由于莫须有的"反领导"罪名，我被《光明日报》的极左领导诬陷为"右派分子"，在东北苦役和群众专政中度过了20年。
1979年，我得到了"改正"，重返新闻岗位。1980年参与创办英文《中国日报》，任副总编辑。1985年任言论刊物《群言》主编。晚年我写作和编辑了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书，如《名记者的脚印》、《记者生涯缤纷录》、《胡愈之传》、《不尽长江滚滚来》等，都旨在帮助传媒后来人。
多年来，我每每记起"青记"在抗战4年间对我年轻时的关怀和培养，就好像我曾在传媒大学里度过了4个学年，受到了宝贵的思想和业务教育。
我确信，我是在"青记"的呵护下成长的，这是我难得的幸运经历。我对"青记"当年的一些领导人范长江、徐迈进、恽逸群等同志，始终留有深刻的印象，并对他们怀着深情的思念。
作者: 于友 编辑: 刘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