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爱情——听范长江夫人讲述他们的“倾城之恋”

    编者按： 在“七夕”这个浪漫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重温我国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和夫人沈谱的爱情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结合的他们，经历了数年聚少离多、与危险相伴的日子。原光明日报记者王玲在沈谱生前对其进行了采访，从老人的口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坚守、对爱情的执着。

范长江（左）和沈谱

    重庆·新婚

    不知对方是党员

    当我和长江的友情有所上升，将进入初恋的时候，我理智地考虑着今后一生能否永远携手前进的问题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中共党员，长江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我们对人生奋斗目标的默契，又是那么的协调。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虽同在重庆工作，但都不知道对方是否是党员。

    因为，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的。我自然先征求单线领导我的邓颖超大姐的意见。她表示“可以放心”，但仍嘱我对他亦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长江也是共产党员。1939年5月，在重庆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内，范长江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由周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党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然，长江和我结婚也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但也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共产党员，只是告诉我们，可以发展。

    我的父亲沈钧儒，是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之一。长江是救国会会员，经常向我父亲请教，因此认识的我。我父亲对长江的为人及才华是很满意的。

新婚的范长江和沈谱

   1940年12月10日，我和长江喜结良缘。在重庆结婚那天，父亲在来宾的签名簿首页上，亲笔题下一首诗：“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祝吾婿与女，黾勉同心结。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鸡鸣怀古训，毋恋衾忱热。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总理在签名簿上题的是“同心同德”。邓大姐因病在疗养中未来，特亲书贺柬。

邓颖超亲书的贺柬

    那天来了260多位朋友，我们都穿着蓝布大褂，没有交换戒指，父亲给我们戴了两朵大红花，新房就设在父亲卧室的斜对面。

    九龙·重逢

    夫妇各自被盯梢

    婚后一周，长江说，国际新闻社将在桂林召开年会，他拟前去主持会议。我觉得这理所当然。虽然新婚未满月，虽然已快年底，但是，将来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在不在家过年实在无所谓。婚前，他就经常来往于渝桂之间。

    可是，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1941年1月一个深夜，李克农同志冒雨赶来告诉长江：得悉蒋介石已密令通缉长江，为此令他立即转移去香港接受新的任务。长江遂改名换姓，在李济深的支持下由桂直接飞港。抵港后，马上筹办《华商报》，开展海外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消息传来，我的心情一时平静不下来，长江不可能再回蒋管区工作了，我和他也许只能“行俟胜利日”，再“轰饮合欢杯”了！我告诉自己应冷静地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验。

    这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已日益恶劣，我自己也受到了特务的“青睐”，每逢外出，屡有“尾随”。党组织遂决定我亦秘密离渝去港，父亲的意见亦然。然而我感到左右为难，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我因离开老父独自他去而不放心。父亲发怒了，甚至说：“这样不像是我的女儿。”于是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年的2月中旬，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离别慈父，经贵阳到桂林，仍然得到李济深的帮助，改名换姓飞到了长江的身边。

    我初到港时，长江住在香港半山腰的一座楼里，不久迁到九龙，在一个公寓中安家。邹韬奋、萨空了等离我们很近。国际新闻社址也在九龙。长江每晨轮渡过海去报社上班，早出晚归。我也常为报社绘制与战局有关的地图。长江既要参加救国会的一些活动，又要与海内外各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密切联系。

    在党内，他由廖承志单线领导。虽然，香港的环境复杂，也常有斗争，长江和朋友们往往要在茶楼酒馆以“饮茶”“宴食”为名，甚至以“耍牌”为掩护聚会商谈。但总的说，这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过得还是比较安稳的。不料不到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